水彩画具有明快、概括、即兴等特点，更适合做抽象语言的实验，给画家集中精力于形式问题和率性发挥提供了机会。而且现在，颜料、纸张的质量和性能都大有改进，其局限性已得到克服，因此缩小了与油画、国画的差距，亦可以承担较复杂、尺寸较大的作品，例如，刘亚平的作品《远去的风景》系列在杭州“‘百年华彩乐章’中国当代优秀水彩画家提名展”上就获得专家们的好评。

1993年，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成立。水彩画界从此有了引领学术的指导机构。我国许多水彩画家的作品开始被邀请或入选许多国际性展览，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水彩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获得好评。这一时期在史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，尤其是袁振藻的《中国水彩画史》(1990年代末)和王肇民以水彩实践为基础的《画语拾零》(1983年)的推出，使水彩画“没有理论，没有画史”的状况得到改善。在1949年以前，中国水彩画与油画地位大致相当，同属于西画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水彩画的低谷出现在“文革”时期。当时，水彩画因自身人物造型能力的不足，被认为难以承担重大题材，又缺少民族传统积淀，只具形式上的观赏性，故被称为无标题的轻音乐、小画种，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宣传画、年画的水粉画或用水粉、水墨等水溶性颜料创作的连环画。改革开放之初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新时期到来，学画者日益增加，收藏热兴起，水彩画家们也跃跃欲试，进行着各种实验。他们开始在材料工具方面进行探索。

今天，尽管从内部来看，无论就队伍的规模还是作品的数量质量而言，水彩画都较以往有了显著的进步。但从外部横向比较来看，先前的危机感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加重了。真正的危机感来自水彩画市场发展的滞后和话语权的依然缺失。究其根源，是主体意识的缺位，是水彩画在观念和学术上创新意识的不足，缺乏像特纳或“桥社”画家那样跨越画种的英才。还有，缺少历史、文化、理论和美学的积淀，未能在美术界掌握话语权，引领时代潮流。曹植称，“文以气为主”，即作者的精神状态决定着艺术品的价值。如果水彩画家过分谦卑，缺少底气和自信，如何能够培育作品的浩然大气?因此，恰当的对策应是，不让这种压力和危机感成为水彩画发展的消极力量，相反使之化为积极的动力。老一辈水彩画家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，打破地域性和行业性的界限，联合全国各地画家特别是新一代画家，成立各地方组织和全国组织，举办各种展览，努力振兴水彩画。其特点正如1979年6月在上海市青年宫举办的“沧浪画展”前言所引鲁迅的话那样：“一、不以怪炫人，二、注意基本技术，三、扩大眼界和思想。”与其他画种一样，中国水彩画界也围绕“个性风格”、“自我表现”、“绘画本体”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。

今天水彩画家仍有被边缘化的危机感，只是其主要问题已不再是水彩画能否承担重大题材，而是作为与油画、国画、版画等并列的行业组织如何立足自强，提升自己的地位。由于在画种分类中，水彩画往往夹在国画和油画之间而失去自我，虽兼有二者之长，却未能巩固独立的地位，相反容易被二者同化。也就是说，起主导作用的是观念而不是根据材料划分的画种。但今天在中国，水彩画引领观念的意义和作用被严重削弱了，似乎拱手让给了油画和国画。至少在水彩画的展览和批评中，观念创新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这虽说有其客观的历史的原因，但从主观上看，水彩画家大多过分拘泥于技法的实验和描述性的绘画语言，无意中忽视了与时俱进的观念创新，放弃了对绘画话语权的触摸和掌控。

要确立水彩画家的主体意识，必须树立水彩画首先是绘画的观念。正如林风眠强调的，“绘画就是绘画，不分中西”。当然也不必强调画种大小的区分，避免制造画种对立和门户之见。应该注意到，水彩画是西画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。水彩画的传入与西学东渐同步，是中国人最早认识西画观念的实践手段。当时在人们眼中，水彩画与中国画的区别主要不是材料、画种的区别，而是它与中华绝异的绘画观念。本文来源于南京logo设计公司

与国画相比，水彩画在中国没有形成深厚的传统，或者说，只有百余年连续的历史，不像国画那样有数千年的笔墨积累，有经典的理论和丰富的文化和美学的底蕴。不过中国水彩画家有条件借鉴中国画，特别是水墨画用笔、用水的技巧。因此中国人掌握水彩画非但不难，而且还有独特的优势。诚然，水彩画以其材料的轻简便捷而常被视为速写、起草图、打样的理想工具，其独立意义总被忽视。但是，现在面临一个新的综合时代，以材料工具来划分门类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在这种新形势下，水彩画可能回到绘画本身，成为绘画的一种手段，在观念创新方面有更大的作为。再加上水彩画具有普及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，其发展前景令人看好。虽说水彩画来自西画，但在中国人眼里，水彩画与中国画本身有一种亲缘关系，因此没有必要人为设定界限和禁区，强行区分中西差别。再进一步就其可塑性而言，水彩画与其说是一个有独立理念和传统的画种，不如说是沟通其他画种或艺术门类的桥梁，是各画种和其他艺术门类交融的实验平台。无论观念还是技巧，水彩画都极富弹性，可以在中西之间、各画种之间吸纳众长，游刃有余。如何兼得众长而不为其所囿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由此观之，水彩画界不应是封闭的行会，而应是开放的社会，其资源来自社会各方，其成果应得到社会共享。在美术史论的建设方面，水彩画界也应有所建树，做出自己的贡献。其学术讨论不应仅仅是水彩画的内部问题，而且更应包括艺术的普遍性问题。不但水彩画家走出去，涉猎其他领域的创作，而且也要热情地把其他种类的艺术家请进来，邀请他们加盟水彩画活动，从而形成开放互动的格局。与油画相比，水彩画仍不便于作太大幅的画面或太复杂的构图，不适宜细腻的刻画或反复的修改。但水彩画在把握形式和色彩方面也有便捷、概括、轻快的优势。如果说，“文革”以前，我国的水彩画基本上是一个附属性、边缘性的次要画种，水彩画家们还在为生存权进行抗争，那么“文革”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水彩画家们努力克服水彩画自身的限制，使之成为能够与其他艺术门类抗衡的画种，而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。